以史为镜，做现代质量管理中的反思
关键词：质量管理
导语：做质量的我们一直以为质量是舶来品，殊不知，质量管理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不论是先秦两汉，还是随后的唐宋元明清，中国古代的质量管理一直未有间断，甚至在某一阶段，“中国制造”是“顶级制造”的代名词。
质量管理体制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可以有效地促进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更体现在它能够创造推动质量长期稳步提升的良性质量环境。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的质量问题使得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更具紧迫性。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品的质量水平总体上呈稳定上升趋势，但各行各业(食品、药品、建筑、家电、家具、汽车、电子、网络等等)的质量事件频发，甚至一些知名品牌和国家免检产品也屡屡曝出质量缺陷，危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生命安全。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面临的压力进一步暴露出国内质量管理体制的缺陷，中国制造的“毒玩具”、“毒饺子”、“毒奶粉”等在国际市场上风波不断，导致“中国制造”一度在西方成为“质量低下”乃至“危险”的代名词，与中国古代尤其是盛唐时期以产品质量闻名于世的境况形成了巨大反差。不仅如此，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也出现了频繁的行为失范现象，可见质量问题不应简单地归咎于企业自身，更与国家质量管理体制这一大环境密切相关。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制是解决中国质量问题的根本途径。
由于质量管理体制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反观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无疑可以为当前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古代质量管理体制，这些研究可以归为以下几种：其一，对古代手工业生产质量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的研究，邹依仁(1988)以《考工记》《武经总要》《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文献为依据评述了先秦、宋代、明代和清代的质量管理方法，丘光明(1996)对先秦诸子百家的质量管理思想、保证手工产品制作质量的具体管理措施和质量管理法规进行了逐一分析；其二，对古代市场质量管理体制的研究，周明星(1995)以《周礼正义》为据考察了先秦市场管理中的各级职官设置，蒋铁初(2005)对唐代市场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市场管理的内容及其为我国完善市场管理制度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田璐(2007)以政策规定、行政管理及其实施背景为维度对唐宋市场管理政策进行了探讨，凌蕊苹(2008)考察了明朝律典中的市场管理法制；其三，对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宏观性观照，宋京军(1989)通过追溯古代质量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古代质量管理制度的内容与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作为一种政府行为，中国古代的质量管理体制受到政治思想和统治者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因而在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质量管理体制受到尊卑有伦的礼制思想的影响与制约，秦朝质量管理体制处处渗透着严刑治民的法家思想，汉朝质量管理体制经历了从无为到有为的变化，唐朝质量管理体制在万朝来贺的文化盛景中力求自我完备，程朱理学影响下的宋朝质量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现错位，元朝质量管理体制是统治者文化身份矛盾性的外在体现，明朝质量管理体制交错地存在着文化主体的优越感与惧怕失去统治地位的忧虑感，清朝质量管理体制在极端强化的君主专制中走向瓦解。但是，由于各个时期在物质基础、知识经验上存在着累积性，在法律制度、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继承性，中国古代的质量管理体制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两种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演变的基本规律。
我国当前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可以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经验与教训中获得启示：
其一，古代各个时期的质量管理体制都十分注重对前朝的借鉴与继承，无论是职官机构的设置还是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有较强的延续性，这使得中国古代江山虽因多次历经朝代更替而几易名姓，但质量管理体制却在长期的历史积累的基础上日趋完善。当然，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应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再成功的质量管理体制都不可照抄照搬，唐代的质量管理体制可谓后世的典范，但是宋代对其的沿袭却着实引发了一场令统治者束手无策的“市场质量危机”。
其二，古代质量管理体制中统治者所起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反思政府在质量管理体制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专制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导致古代质量管理体制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出现了政权不分和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相关政策法规执行过程中的主观性和模糊性致使腐败滋生，使本来就不够健全的法制、法规无法完全发挥作用。如何进行合理的职权分配和解决质量管理过程中执行不力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其三，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古代各个朝代的质量管理体制与同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文化气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品质量所能达到的高度，质量兴衰与文化兴衰是相对应的，而文化的缺失正是今天我国产品质量问题百出的重要原因之一。1997年10月26日《纽约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暂时的全球形象：中国出口的是自己的不确定性》的文章这样评价中国产品，“大多数时候，中国制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的制造。与意大利时装、法国红酒和美国电影不同，多数中国出口与中国文化无关。就买方而言，它们只是低价的东西”。作为“世界的工厂”，中国一直在为他人作嫁衣，充当世界名牌的加工站，“中国制造”虽遍布全球市场，但却缺乏属于中国的文化标识。作为礼仪之邦，中国商人的道德自律性之差却成为我们的心头之痛。要应对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精神空虚、文化迷茫和价值观的失落等问题，中国文化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寻找自身的立足点。